武汉Zara全部关闭,门上均贴有封条

晓雅 / 新消费 / 2个月前 / 1390 ℃ 导读

12月30日注意到,据微博大V号“武汉来了”、掌上武汉”、“粉象生活APP”等多人近期先后爆料,西班牙快时尚Zara在武汉的所有门店近日均处于关闭状态,从拍摄图片来看,门上均贴有封条。部分网友通过部分店外贴的“通知”猜测,可能与消防检查有关。北京商报记者进行了核实。北京商报记者前往Zara官网查询,暂时无法查到武汉门店信息。通过地图搜索“Zara武汉”相关信...

12月30日注意到,据微博大V号“武汉来了”、掌上武汉”、“粉象生活APP”等多人近期先后爆料,西班牙快时尚Zara在武汉的所有门店近日均处于关闭状态,从拍摄图片来看,门上均贴有封条。部分网友通过部分店外贴的“通知”猜测,可能与消防检查有关。北京商报记者进行了核实。

武汉Zara全部关闭,门上均贴有封条 新消费

北京商报记者前往Zara官网查询,暂时无法查到武汉门店信息。通过地图搜索“Zara武汉”相关信息,显示门店均显示关闭状态。记者相继致电至Zara汉街万达广场店、中心百货店、荟聚中心店进行核实,这些门店座机电话均处于无法接听状态。

武汉Zara全部关闭,门上均贴有封条 新消费

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,武汉ZARA汉街店在12月23日仍有上传正常的签到点评信息。但12月27日、28日陆续有门店点评显示去现场吃了“闭门羹”。

武汉Zara门店全部关闭正门均被贴上公安消防局封条

据界面时尚查询,西班牙快时尚品牌Zara在武汉的所有门店均已关闭,正门均被贴上武汉市公安消防局的封条。

Zara在武汉共有4家门店,分别是汉街万达广场店、中心百货店、荟聚中心店和菱角湖万达广场店。根据新浪微博上多位武汉网友反映,4家门店在12月28号之前都已经关闭。界面时尚查询后发现,Zara中国官网上武汉门店的信息存在缺失,目前官网仅列出了Zara菱角湖万达广场店的店铺信息。界面时尚致电4家Zara武汉门店,电话均未接通。

关于ZARA关闭武汉所有门店的原因,暂无确定的官方解释。不过,有多位当地网友在微博留言猜测,可能与“消防检查不过关”有关。其中一位网友表示,武汉宜家门店外的通知有写到“关门改造”的表述。

对于上述线索,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几家商场核实原因。其中,武汉楚河汉街总服务台工作人员表示,“ZARA门店在装修,具体开业时间未定”。武汉荟聚中心服务台工作人员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,该商场内ZARA门店在做消防设备升级,开业时间未定。

不过这位工作人透露,该品牌有留存武汉ZARA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处理退换货事宜。记者致电万达广场菱角湖店服务台被告知,“包括自家门店在内的ZARA武汉所有门店均关门,至于开业时间未定。“

随后,北京商报记者终于拨通了ZARA官方客服电话,对方表示,武汉所有4家Zara门店均在改造升级中,但具体开业时间未定,能确定是后期还会再开的。至于退换货等售后处理,他表示,消费者可通过拍照发邮件方式给品牌总部的方式来进行。

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地图以及点评平台查询ZARA北京地区的门店信息,仍处于正常营业状态。

参考检索平台数据来看,ZARA在武汉有约4家门店。单一城市门店暂时关店,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,与快时尚品牌近年以来陆续败走中国不无关系。

今年11月,继New Look、Forever 21与Topshop之后,Gap集团宣布,作为旗下业绩增长引擎的子品牌Old Navy(老海军)将于2020年撤离中国市场。更早以前的2018年,TOPSHOP关闭天猫旗舰店;12月,NewLook关闭中国店铺和天猫旗舰店;今年4月,Forever 21宣布退出中国市场;今年10月,Forever 21申请破产并相继在中国、日本等市场关店退出。

延伸阅读:

2019快时尚品牌排行榜出炉,数字化转型之路开启

近日,《互联网周刊》和eNet研究院联合发布2019快时尚品牌排行榜。该榜单统计了150个快消品时尚品牌,其中优衣库、ZARA和韩都衣舍位列前三,在前十的排名里,后七位分别是H&M、Adidas、Nike、ONLY、VERO MODA、森马和太平鸟。对比2018年榜单前五的排名,Adidas从第二名退居第五名,韩都衣舍挤入前三,ZARA从第三跃居第二,优衣库与H&M排名不变。

武汉Zara全部关闭,门上均贴有封条 新消费

2018年是快时尚品牌度过的较为艰难的一年,包括Topshop、New Look、Forever21、Esprit等在内的众多快时尚品牌都面临业绩危机甚至几近破产,而快时尚行业三大巨头优衣库、ZARA、H&M也受到销售放缓、业绩不振和关店的冲击。当然,去年服装行业的大环境整体都很低迷。不过,尽管业绩不景气,但是快时尚品牌今年的品牌评分整体都比2018年要高。结合近几年消费升级和体验化新零售的消费趋势,快时尚品牌2018年在体验升级上估计是下了苦功夫。

互联网时代体验升级本质上就是打造数字化消费趋势,而以“快反”模式见长的快时尚品牌,对于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。在过去的一年里,各大快时尚品牌对于数字化转型或多或少都有布局。

H&M

近日,H&M动作频频。

上周三,H&M向公众开放了一个全新互联网平台Itsapark测试版,该平台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一个解决时尚困扰和寻求新灵感的场所,让人们可以围绕时尚造型交流想法和建议。有分析人士表示,用户自发生产内容能够提高品牌与消费者的粘性,此举让人猜测Itsapark有意打造一个时尚KOL社群。

除此之外,近日北京商报报道称,H&M正在研发一项新型AR技术,通过一台智能机器识别消费者轮廓,被识别出的消费者可根据自身需求,选择不同尺寸的“虚拟服装”。不过,H&M此前早已试水智能互动设备,去年7月,H&M在纽约时代广场旗舰店推出一款由微软授权的声控智能互动镜,可根据消费者需求提出服装风格穿搭建议。H&M首席执行官Karl-Johan Persson表示,H&M近期还将投资不同领域的数字化技术,例如一款测试衣服是否合身的技术。

H&M对数字化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内的研发,还表现在对外的投资和合作。近日,H&M天猫旗舰店与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达成合作,首次尝试将旧衣回收项目与线上回收方式相互结合,消费者点击H&M天猫旗舰店上的“旧衣回收”,就可以通过闲鱼完成线上回收衣物的一系列操作。同时,在刚刚结束的全球变革大奖中,H&M基金会拿出30万欧元支持一家发明可循环使用的数字化系统的公司。

优衣库

自2017年提出“有明计划”,宣布向“数字消费零售公司”转型以来,优衣库就相继与咨询公司埃森哲、科技巨头谷歌、物流公司Daifuku Co合作,不断朝着服装科技公司迈进。

优衣库在近一年里的数字化布局有很多。以中国市场为例,2018年优衣库推出了掌上旗舰店(官网、官方APP、微信小程序、线下扫码四大入口),消费者可通过“一键随心购”功能利用微信、微博、店铺等线上线下各渠道直接进入线上商城购买,选择在家收货或门店自取,缩短购物中间环节。同时,优衣库还不断优化内容,推出“随心搭”功能为消费者提供不同场合的服装推荐,解决消费者不懂搭配的烦恼;还可以“使用“随心送”功能,选择把衣服送给周边的朋友,让掌上旗舰店有了社交+电商的属性。

除升级消费服务终端,优衣库还优化了供应链系统以期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的服务。2018年,优衣库与物流公司Daifuku Co合作,投资1000亿日元建立新的分销系统,逐步实现仓储和分销系统自动化。以位于东京的Ariake仓库为例,全面自动化后,仓库人员数量将减少90%,并实现24小时运作。新分销系统能够更好地支持应对线上销售的增长,为线上消费者提供当日或次日送达的便利。

优衣库还在全球推出无人零售店,去年8月,在奥克兰、好莱坞、高地、休斯顿和纽约等10个城市的机场和商场推出自动贩卖机“Uniqlo to Go”,利用这种销售方式省下人力和租金成本。

总结

近两年来,全球各大服装企业加大了对数字化技术研发的投入。

在快时尚领域,去年4月,ZARA在全球137家店铺试水AR体验,消费者可通过ZARA AR应用在移动设备上实现该技术。此外,借助天猫的技术,去年10月,Zara还在中国开设了第一个新零售店铺。

在运动品牌领域,Nike、阿迪达斯等巨头也接连开启数字化之路。今年2月末,阿迪达斯宣布和天猫的全面战略合作。双方将在新品发布、新零售、消费者运营和新品创新等多个层面开展深入合作,以提升品牌运营效率与消费者体验。而耐克近期最为消费者所熟知的数字化布局则是去年10月在全球范围内的首个House of Innovation——全球旗舰店“耐克上海001”,这家店被认为是”形成和消费者对话的新形式“,耐克期待借此“在零售方面数字和实体零售变得非常一体化”。

数字化已然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,服装行业对于数字化的转型布局,不仅仅是为了迎合时代的发展潮流、更好服务消费者,更是希望通过品牌展现出来的黑科技来吸引年轻消费者,让他们在购物的同时享受科技的乐趣,通过口碑实现品牌的二次传播。同时,迎合数字化潮流,有利于服装品牌与时代紧密相连并从中获利。例如,H&M投资可循环数字化系统公司,有行业人士表示,此举短期内虽然会加剧运营成本,但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成熟和运用,未来可持续技术的发展将减少服装成本,为企业带来利润。

越来越多的服装企业布局数字化,时尚行业已然不是出于新鲜感和乐趣而尝试数字科技技术。部分快时尚企业甚至将数字化转型看得比产品设计更为重要,就比如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就曾表示优衣库的定位是科技公司,甚至将苹果作为竞争对手。可见,简单的设计和销售已经不能满足服装品牌的发展所需,通过数字化布局缩减成本,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,才是服装企业的终极追求。

文章来源:综合北京商报、界面新闻、新华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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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红灯笼贴春联的余丰里民宿,大门紧闭,我们采访了十多家民宿主,他们的店分布在北京、南京、台州、杭州、厦门以及海外日本,有人每月房租成本逼近200万,如果再无订单,活不过一个月;有人投资2000万的店正准备开业,迎面赶上肺炎肆虐,只好就地解散员工。一个业主告诉一条,听到别的行业抱怨被腰斩都心生羡慕,因为民宿是直接业绩挂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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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丰里民宿俯瞰

“这个行业垮塌的一幕,我亲眼目睹了”

对民宿创业者金勰来说,这个新年本该是充满希望的:他投资的高端民宿余丰里终于要迎接第一个旺季了。

这个项目位于浙江临海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内,由百年历史建筑“余同丰”当铺和六十年历史的老仓库建筑群改建而成。改建过程花了四年,只设计费就将近200万,最终改造成本2000万。

2019年8月,台风利奇马登陆,临海是全国受灾严重的地区,整个市被淹。尽管余丰里选址在地势高位,店里也有半米深的积水,书籍、家具、电器、供电设备都损毁严重,重新整修又花了上百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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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节前,余丰里终于被恢复到营业状态,小年之后,金勰和员工一起,陆续给店里挂上了喜庆的红灯笼,贴了窗花。房间在线上已经预定出八成,这意味着长假期间,三十多间客房肯定是全满的,大家都以为终于历尽波折,熬到了丰收的时候。

不对劲的信号大约从1月21日开始,那天,零星有客人希望退单。前一天晚上,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,明确表示新型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。好在临海毕竟和武汉有一定距离,行程受到影响的客人还是少数。

余丰里的退款订单

可惜坏消息并没有因为人们的乐观而停止。

1月23日,武汉正式封城,全国各地的人都陆续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,退单请求变得越来越多。24日,携程宣布酒店类产品全部无损退款,同一天,当地政府出台文件要求景区、酒店等相关行业关门歇业。

为了积极配合这个决定,来不及思量和反应,金勰和店员主动给还没取消订单的客人打电话沟通,完成了所有退款。除夕夜,他解散了20多名员工,只留下一人和他一起在店里值班,就这样过了最难忘的一个新年。

和金勰不同,Davy经营的是一个城市艺术民宿品牌,名叫掌宿,在北京和南京运营着超过200套精装客房。

掌宿民宿的厨房提供电器、厨具、调味品

考虑到春节主要是家庭出游,对厨房的使用需求高,他们刚刚采买了大量厨房电器、厨具、餐具,还对房源做了集中修整。

掌宿的员工大多是外地人,节前,Davy一一和大家谈话,保证按照国家规定支付三倍工资,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排班表,请求大家留下来。清扫的阿姨们是外包的,按工作量计费,但为了不出现用工荒,他也承诺支付给她们两倍工资。

掌宿的四位创始人

Davy的合伙人二笼事后回忆,他早在一月中旬就看到过关于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。民宿是个靠天吃饭的行业,二笼也隐隐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和武汉距离相对更近的南京,但和同行交流后,他发现大家都比较轻松,相信疫情很快会得到控制,这个春节不会有什么不同。

对掌宿来说,变化同样来得猝不及防,运营后台用清晰的数据,记录了巨变发生的全过程:

1月21日,收到50个取消订单的请求,运营部门发出异常警报。

1月22日,南京地区退订率超过40%,北京超过35%。

1月24日大年三十,将近80%的订单被取消。

1月26日,2月份几乎所有订单被取消。

1月27日,2月之后能被退订的订单全部取消……

一年里,民宿入住率的波动随季节、假期呈现周期性规律,失去了开年最大的旺季,几乎可以断定,整个2020年都不太可能有盈利,活下去就是胜利。

二笼在一篇自述文章中写道:“我从来没有想过,城市民宿行业的毁灭或者末日是什么样。很幸运,或者,很不幸。这个行业垮塌的一幕,我亲眼目睹了。”

掌宿的后台订单取消记录

还能撑多久?

比起关店,那些远离疫情中心的同行,日子也并没有更好过一点。随着大陆游客纷纷取消出游计划,波及范围变得越来越广。中国台湾垦丁的一家民宿,入住率只剩一成。纸质预订登记本上,全是被白色涂改液覆盖掉的订房记录,却没有新的笔迹填入。

Ostay民宿

海外民宿品牌Ostay在日本运营着700多间房源,中国游客占客源的四成,但进入二月以后,日本国内和整个东南亚游客的出行意愿都在降低,受此影响,他们的订单掉了一半。Ostay在泰国的200多间民宿,情况也类似,目前入住率下降了三成。

余丰里的客房内景

作为景区内的高端民宿,余丰里的客房单价在800到1600元一晚之间浮动,每关闭一天,就要损失4万左右的营业额,以此粗算,一个月损失上百万。

寒冬、腰斩这样的词已经不足以形容民宿行业的现状,“我们直接是被归零了”,金勰说。

还能撑多久?妥善处理好订单退款之后,这是每个民宿运营者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。

抗风险能力最低的,是2019年开业的新店。对他们来说,签约时的房租价格在高位,而大量资金用在前期投入上,还没有开始回流,一切储备都在低位,几乎承受不起任何波折。阳朔的一家民宿主在网上求助,据他描述,往年春节当地一房难求,他去年投资300多万开了一家店,其中有200多万是贷款和借款,现在仅仅是还贷压力已经让他不堪重负。

淇淇的“南国的孩子”民宿夜景

淇淇2018年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租了一栋房子做民宿,是民宿业主中的个体户。封岛后,公共交通一度中断,她被取消了五次机票、一张高铁票,才终于得以离岛,回到成都的家里。这段时间,她甚至想过要不要重新去找个工作,用工资补贴自己的小店。

西湖边的民宿经营者告诉一条,他们的租金和杭州最高端的CBD写字楼相当,再加上竞争激烈,原本利润就很薄,2019年将将打平,半个月没有进账就已经难以为继,现在已经有些店主考虑要关店了。但更无奈的是,行业正值最低谷,前景又不明朗,连转让都没有人愿意接手,只能自己咬牙继续承担亏损。

Davy给我们算了更详细的一笔账:

他们在北京的房源,月租金平均在每套8000元左右,南京每套4000到5000元,单是租金成本,一个月就要120万到150万左右。而且年后是续租的高峰期,很多房子需要在最近付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租金。

掌宿

除此之外,网费、办公室租赁、库房租赁、线上系统维护等等都是固定成本,几乎不会因为入住率降低而减少,每隔几天,都有新的账单被递到他手里。再算上额外高价采买的消毒用品,零零总总加起来,他们一个月至少需要200万的运营资金才能周转下去,这意味着如果掌宿什么也不做,公司支撑一个月都很困难。

比起资金上的损失,更让Davy担心的是,经此一役,从业者和消费者都会对行业失去信心,这才是比疫情更长久的打击。

年前,冲着翻倍工资,掌宿的外包团队中有8个清扫阿姨选择留在北京,但现在,她们没活干,没有收入,吃住都成问题。另一边,大多数农村都封闭了,连家也回不去,“都哭过好多次了。”Davy给她们安排了临时宿舍,又尽量找些活给她们干,比如趁着空置的时候,对重点房源做平时来不及做的深度整修和清洁,供她们维持基本生活。

Ostay的CEO郭洁琳也遇到了安抚员工的问题。疫情新闻最集中的那段时间,她在日本的一家店正好接待着来自武汉的客人,这引起了清扫人员的恐慌。直到客人用出行记录解释自己在封城前就离开了武汉,并且已经超过14天没有任何症状,才得以平息。

Ostay民宿

自救

疫情发生后,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面向995家中小企业发放了问卷,其中涵盖了旅游、酒店、民宿行业,结果显示,34%的企业只能维持一个月,85%的企业最多维持三个月。

和大多数中小企业相比,民宿面临的前景则更加艰险。这一周,各个城市都明确规定了员工复工的时间点,大多在2月10日左右就可以恢复生产经营,但民宿一来不是社会刚需,二来会造成流动人口聚集,很多地区的政府通知文件上都写着:“即日起关停”、“开业时间另行通知。”

武汉“医生驿站”发起人接受央视专访

对于身处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从业者来说,参与疫情救援就是自救的第一步。1月25日左右,武汉住宿业的小型从业者成立了行业联盟,统一调度,免费接待通勤受限的医务人员入住。

业主李丹没能在封城前回到武汉,但贡献出了自家民宿的门锁密码,住进她的店的是附近医院的护士,自带床单被套和消毒用品,在微信里一再和她表达感谢,表示会好好爱惜房子,离开时收拾得像没人住过一样。

然而由于不具备客房消毒能力,随着疫情的发展,这样的模式变得难以为继。1月30日,为了避免住客之间交叉感染,武汉的民宿联盟被解散。

一诺民宿和滞留长沙客人沟通入住

和湖北相邻的长沙,有不少武汉旅客滞留。一诺民宿主动在网络上发消息,拿出50间客房免费接待滞留的武汉人和医护人员,因为没法消毒,所以一间客房只能入住一次,住完封闭不再启用,等待疫情过后再统一做杀毒处理,贡献了自己停业前最后的能量。

厦门远离疫区,当地政府并没有强制民宿业主停业,只是规定不能接待外地游客,但对这个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商家来说,这依然意味着失去全部的客人。一家民宿原本正月十五之前都被订满,年前又全部被退掉,再加上每个月8万的房租、8个员工的工资,里外里损失了几十万。

老板王先生此前接待过来自湖北的旅游团,主动配合当地工作,去酒店隔离了14天。无恙返家后,他决定暂时关店止损,在朋友圈打折出售鹅绒被、欧舒丹洗护套装等物料。作为当地人,他说今年春节是他见过的厦门最冷清的样子。

谷町君员工开会商量疫情淡季对策

日本的谷町君民宿在疫情爆发后,把京都的店以极低的价格开放给滞留当地的中国旅客,一开始,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同胞,但进入二月后,店里的退订量达到50%,降价变成了自救的方式。平时卖600到900元的民宿降到200元一间,两层的独栋由1200-3000元降为600元一天,最大折扣幅度达到二折,用CEO刘洋的话来说,“连清扫费都不够”,但他想着赚不到钱,积累一些好评也是好的。

疫情之下,第一个彻底归零的行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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