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风止于倾覆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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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风已经离开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51号的首享科技大厦,搬向石景山。当初搬入首享大厦时,迷信风水的冯鑫特意请教了风水先生,先生说这里可保暴风10年大运。一语成谶,10年后,暴风落幕。文|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 梁睿瑶编辑|李薇摄影|邓攀“这里面有500多人。”沈来刷着微信群介绍。暴风老员工们离职后组建了多个微信群,沈来加入了好几个,他常在一个比较活跃的离职群里发...

暴风止于倾覆之后 今日沸点

暴风已经离开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51号的首享科技大厦,搬向石景山。当初搬入首享大厦时,迷信风水的冯鑫特意请教了风水先生,先生说这里可保暴风10年大运。一语成谶,10年后,暴风落幕。

文|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 梁睿瑶

编辑|李薇摄影|邓攀

“这里面有500多人。”

沈来刷着微信群介绍。暴风老员工们离职后组建了多个微信群,沈来加入了好几个,他常在一个比较活跃的离职群里发言,这个群大部分人是2018年6月前后离开暴风的,群里大多发布一些职位信息,谈天说地。

一年多过去,多个离职群日渐平静,但处于风口浪尖的老东家的任何消息,都能引发群里一波又一波的讨论。

2019年7月28日,暴风集团发布公告,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冯鑫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。此后,“新人”频繁入群,他们向“前辈”们自报原来所在部门,并透露寻求新工作的意愿。

暴风走到了强弩之末

2019年12月9日,暴风集团发布公告,提示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,也表示公司主要业务已经陷入停顿状态;暴风集团的办公场地租金支付到2020年2月底,如果没有收入,届时恐怕连租金也无法交上;早在7天前,暴风集团的一则公告就已经确认,公司员工仅剩10余人,并存在工资拖欠情况,除创始人冯鑫外的所有高管均辞职;截至2019年12月27日,暴风集团股价为3.55元,总市值11.70亿元,与其最高400多亿元的市值相比,缩水97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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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老板还在,或许情况会好一些?”魏城自问,然后摇了摇头。和许多暴风员工一样,魏城也习惯称冯鑫为老板或者老大。

魏城在2016年进入暴风魔镜。这家主营VR业务的公司是冯鑫在生态拓展上的重要一环。彼时,冯鑫招兵买马,分股权带团队,意气风发。然而,VR风口一过,暴风魔镜成为集团开刀裁员的主要目标之一,当时,魏城眼看他所在的部门走了三分之二的人,而原本有转岗机会的他,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。

“老板是好人,只要签过字的承诺,公司都会赔偿。”魏城一再向《中国企业家》强调,冯鑫的仗义。魏城称,他离开的时候,暴风给足了赔偿,“不像很多公司以各种理由给员工冠以一些莫须有的KPI克扣赔偿”。不过,在得知近期被欠薪的暴风员工开始拉群维权时,他心里一阵后怕,庆幸自己走得及时和果断。

离开的老员工们偶尔会在群里怀念一下暴风刚上市的那段日子。那是暴风最好的日子,大方的冯鑫甚至给每位员工发了一台苹果iPhone 6S智能手机。那时,整个暴风集团600多人,沈来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:大家开开心心有说有笑地在公司排队领手机,觉得公司和老板很有人情味儿,所以也干劲十足。

也许正是基于这段“有福同享”的时光,面对讨薪、仲裁,很少有前员工跟暴风撕得太“狰狞”,至少目前还没出现过像乐视大楼下集体讨薪讨债的场景。事实上,沈来的离职赔偿也没有完全结清,他在考虑要不要放弃。

“老大有钱一定会给我们,如果没给,那是真没钱了。”沈来无奈地苦笑。

接触过冯鑫的人,形容他聪明、骄傲且固执。需要破釜沉舟的时候,他因谨慎错过了时机。上市之后,股价疯涨给了他过分的乐观,在环境、对手的催促下蒙眼狂奔。其实,冯鑫内心依然是焦虑的,只不过,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掌控能力。

上市之前三道坎

“你只要做企业试一试,我不相信有平平安安。”

回忆创业以来4次至暗时刻,冯鑫曾总结前3次都在暴风上市之前。在他眼里,中国互联网3年一个大机会,5年出一个巨头,压力每2.5年来一次,超过3年没倒霉,那这家公司真是运气太好了。

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的冯鑫,似乎和IT、互联网没什么天然的关联,毕业后四五年一直“北漂”不得志。直到进入金山,冯鑫才算有了一份稳定正经的工作。金山5年,冯鑫风生水起,前途一片光明。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,随后被周鸿祎拉着去了雅虎中国。

仅一年后,冯鑫辞职创办了酷热科技,推出自有核心技术的播放软件——酷热影音。2007年,冯鑫收购“暴风影音”,组建北京暴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出任CEO。谈及为何要创业,冯鑫曾笑称,不管给雷军打工还是给周鸿祎打工,没法在办公室随便抽烟,“但是创业后就可以了,因为是自己的公司”。

有了自己的公司后,冯鑫的烟瘾更大了。烟瘾变大的背后,其实是他的焦虑。

冯鑫创业后的第一次至暗时刻,是2005年底创办酷热时。他从360挖合伙人,两次被周鸿祎拦截,需要50万~80万的融资,找到前领导雷军,却没有立即得到确切回复。

第二次是在2009年,成立两年多的暴风影音,卷入了波及全国15个省市的“5.19”网络攻击事件。

2009年5月18日晚上,5名20岁出头、初中文化的黑客攻击了免费域名DNSPod。DNSPod为国内多家网站提供域名解析服务,其中便有暴风影音。遭到攻击后,江苏省的电信部门为避免意外立即关闭了DNSPod服务器,大量暴风影音客户端的访问请求,不得不转向了中国电信的DNS解析服务器。

彼时的暴风影音正值用户数量巅峰期,高达2.8亿的用户数占当时整个中国网民总数的73%,这令故障影响迅速扩大,导致多省电信服务断网、瘫痪。正在出差的冯鑫,一下飞机就被叫到工信部开会,他一路小跑进会议室,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。

虽然责任不在暴风,但大规模的舆论已经将暴风影音与断网事件捆绑,该事件所以被冠以“暴风门”。冯鑫带着几个人在家里熬了好几夜,逐字逐句改公告,又跑去央视做澄清报道,前前后后奔走了一个多月。

冯鑫曾形容那段时间是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。前一年因融资不顺,暴风影音错过了一些发展时机,与对手的差距拉大,“正找不到出口,暴风原有的创业骨干团队,人心浮动”。

第三个至暗时刻就是暴风漫长的IPO之路。

原本准备赴海外上市的冯鑫,眼看美国资本市场不乐观,转向A股。暴风科技从2010年开始拆VIE。2012年5月,分拆VIE架构完毕的暴风准备登陆创业板,谁知当年10月,证监会开展IPO自查与核查运动,暂停审批IPO。这一暂停就是两年。直到2015年最终上市,暴风熬了近5年。

这意味着,5年时间里,暴风要保证盈利每年上涨,不能融资,不能更改股份,因此不能给新引进的核心团队发股份。一分钱掰成两半花,节衣缩食,让暴风无法在版权大战中有所作为,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,眼看对手在内容上攻城略地,暴风只能做一个“尽职”的播放器。

“冯鑫是一个很‘正’的人,甚至有些执拗。”一名前暴风内部人士形容冯鑫,“他有商业道德洁癖,比如在IPO这件事上,他拒绝做妥协或者‘沟通操作’,市场上没有第二家公司材料都交了还等那么久。”

在等待上市期间,阿里带着9亿美元的注资找了过来。暴风管理层内部偏向阿里的声音居多,但是冯鑫依然坚持独立上市。

不过,曾经在PC端为王的暴风,当时已面临利润压力。招股书显示,暴风科技净利润开始下滑,2012年、2013年和2014年的净利润分别为5584.73万元、3853.75万元和4185.49万元。从2011年开始,暴风应对了152起版权诉讼,补偿费用和赔偿费用接近168万元。

熬了两年,心灰意冷的冯鑫觉得上市可能没戏了,内部与阿里的谈判一度深入。一天,冯鑫去成都参加一个广电总局的会议,期间在一个小饭店吃饭,脑子里正想着要不要就此答应阿里。突然一个电话打来,告诉他证监会IPO审批重新开始了。

“成了!”冯鑫当时止不住地笑了。

冯鑫的上市梦终于在2015年实现,暴风股价最高飙升至327元,40天内连续36次涨停,市值超过408亿元,仿佛一切都顺利起来。

暴风止于倾覆之后 今日沸点

眼看他起高楼

4G网络普及,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在2013年左右开始。

彼时,冯鑫依然把重点放在PC端,他认为创业成功就是找准一个垂直、新颖、用户需求精准的领域,并在这一点做到老大。暴风影音的成功,就是精准深耕了视频播放器这一细分领域。但上市之后,暴风业务上短板愈加明显,收入结构单一,大部分依靠广告。一路高涨的股价也掩盖不了冯鑫的焦虑。

这时的视频赛场上,乐视风头正劲,腾讯推出了腾讯视频,百度收购PPS之后,又与爱奇艺合并,2014年5月,与暴风谈判不成的阿里转而以12亿美元入股优酷,随后在2016年全面收购优酷土豆。

四面楚歌的暴风终于意识到,错过版权大战,失去的是什么。

在股价疯涨的那段时间,冯鑫每天刷新闻,看乐视的消息。资本对于乐视的追捧让他有点心慌,他隐约感觉到这不是什么好事,而且暴风的股价飙升只是资本的利益需要,这算是一份“幸运”,但也标好了价格。

冯鑫竭力避免暴风成为下一个乐视。

回老家闭关一个月之后,冯鑫提出了“DT大娱乐”战略。虽然害怕暴风成为下一个乐视,但暴风的这一战略颇有些乐视生态化反的影子,而后“DT大娱乐”又升级为“N421”,暴风的“小乐视”外号坐实了。

视频行业需要长期烧钱,没有“大腿”的暴风无法安心走一个长期战略,它需要一系列能带来资金的风口和生态,冯鑫也需要向投资人交代。2015年4月,暴风组建VR项目,成立暴风魔镜,增资扩股,华谊兄弟投资2400万元。

“暴风魔镜是暴风股票疯涨的关键一部分。”魏城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,除了播放器,暴风并没有其他真正核心的业务,买了一些直播、体育的版权,但大多是资本运作或者置换性的资源。

VR在2016年成为风口,资本疯狂追捧,冯鑫押对了一个宝。当时全国做VR的公司很多,但基本上都是创业小公司,暴风是其中品牌认可度最高的公司,讲出来的故事也最容易让投资人买单。

“那是猪都能飞的风口,公司那时有钱又有人。”不过,在魏城看来,VR技术并不成熟,甚至发展C端产品的路线也不符合市场需求。

魏城回忆,当年,当暴风魔镜在ChinaJoy设展时,他接触了不少经销商,他们对于大型VR设备有很大需求,比如在商区设置一个体验场所。

“你卖一个C端的小盒子,可能就几百块钱,但你做一套大型设备加上体验内容,至少可以养一个团队。”魏城认为,如果当时魔镜留一个B端团队,至少会坚持到现在,因为有很多比暴风小的公司还活着。但那时候,魔镜的业务五花八门,精力分散在各种C端产品,甚至还有一个颇为鸡肋的机器人部门。

冯鑫顾及不了这些。彼时,暴风集团的“三驾马车”还在紧锣密鼓地布局,影音、VR之后,便是体育。

2016年6月,暴风体育成立,先是在PC及APP播出了中超、德甲等版权赛事。2016年9月底,暴风体育推出2.0版本的超级APP。一个月之后,暴风体育播出了新赛季全部场次的CBA比赛。

选择做体育之前,暴风先试水了影业,做了很多实体调研,甚至在三里屯开了一个小电影院。2015年,甘薇担任制片人、在乐视网独播的网络自制剧《太子妃升职记》黑马般爆红,带动乐视生态迎来一个小巅峰,冯鑫自然看在眼里。但是,那时影视IP火热,成本飙升,暴风最后还是选择了体育。

当时暴风影音的COO赵静坤想做一个新尝试,便去了暴风体育做COO,暴风影音的负责人变成了张鹏宇。赵静坤在暴风从产品做到产品VP,是冯鑫比较信任的“老人”。暴风内部人士透露,为了做好业绩,她甚至通过算命将原名赵军改为更为吉利的赵静坤。

沈来和团队负责暴风体育的前期招聘,整个早期团队就5个人。由于赵静坤将暴风影音的一批核心研发人员带到了体育,所以暴风体育的招聘工作集中在市场、产品和推广等岗位。整个暴风体育团队在2个月内就达到了100人。不过,赵静坤离开暴风影音时带走了核心研发团队,一度让随后主管暴风影音的张鹏宇非常崩溃。

乐视的蒙眼狂奔,让暴风忽视了资本的风险。2016年,冯鑫企图在体育版权上赌一把,收购了全球知名体育版权经纪公司MP&Silva。为此,暴风联合光大资本设立浸鑫基金,一只总规模达52亿元的产业并购基金。

正是这次收购,给暴风埋了一颗雷。

荣耀的过山车

对资本运作的不专业、不敏感,让冯鑫错过了在股价高点乘胜融资的机会。

2016年3月,暴风申请定增,计划收购刘诗诗和吴奇隆的稻草熊影业,但未能成功。那时A股已进入低迷期,暴风资金链吃紧,冯鑫多次质押个人股权以获取资金,盘子越铺越大,烧的钱也越来越多。

冯鑫将这段时间认定为创业以来的第四次至暗时刻。

2016年9月25号,冯鑫模仿火人节,在野地里烧了一个巨大的暴风logo,这对于迷信风水的他来说,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。冯鑫坚持说:“烧掉它,因为我们要有下一个10年。”

踩中VR风口,TV和体育的布局渐成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冯鑫的焦虑。但就在这时,在生态化反上一路狂奔的乐视帝国,坍塌了。

2016年底,乐视被爆出资金链断裂,被拖欠货款的供应商围堵了乐视大楼。当年11月,冯鑫的山西老乡贾跃亭发布《乐视的海水与火焰:是被巨浪吞没还是把海洋煮沸》的公开信,承认乐视面临资金链困境,以及管理上出现了人浮于事、效能不高的“大公司病”。

视频业务乏力、管理能效低、创始人股权质押比例高,与乐视状况相似的暴风也被拉入舆论中心。

2016年初,郭萃先后到乐视、暴风面试。他还记得,那时还是冬天,乐视大楼开着门,前台穿着军大衣,已经过了上班高峰期,但依然有一堆人排队,等着登上仅有的两部电梯。

“就一个感觉,很乱。招聘现场也跟菜市场一样。”郭萃向《中国企业家》回忆,应聘的人都在走廊的休息区等待,应聘什么岗位的都有,那些年薪几十万、上百万的人,就在他身边聊天,特别奇幻。虽然乐视在新闻里热度非常高,但是很多总监级别的人,面试谈下来的薪资并不高,很多人抱着“入职两年拿了股票就会改观”的想法接受了offer。

在朋友的推荐下,郭萃最后进入了暴风。半年多后,他明显感觉到了熟悉的盲目扩张迹象:最初暴风市场部工作非常忙,连跟TV、魔镜、体育好几场发布会,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,后来大幅招人,原来一个岗位的工作往往多出来一个人。

“人员把控也不是很严。”郭萃直言,有次他去面试新人,回来就一个感觉,“像从火车站拉了一堆人”。

2017年3月,冯鑫在一季度的总裁室封闭会讲到,整个暴风,包括暴风TV、暴风影音和暴风魔镜全部都要拥抱信息流,体育做第一个试点。时年9月,这个会议主题变为“重生”,他自豪地念了一串数字:暴风体育的CTR(网络广告的点击到达率,用以衡量广告效果)提高了170%,人均时长提升52%;暴风魔镜CTR提高了45%,人均时长提升33%;暴风影音移动端首屏点击量提升80%,时长提升50%;暴风TV人均时长7个小时。

“(2017年)6月份开始做收入,第一个月几十万,8月份已经过了300多万。我们非常有信心,在今年(2017年)年底,光暴风影音的信息流,每月的收入会过千万,而且这一千万毛利润非常高。”冯鑫在会上宣布。

商业变现,成为彼时暴风业务的主要目标。

“冯鑫是一个思路很清晰的人,从资本角度讲,他根据大环境做出的每一个决定,时间卡得都很好,这一点不可否认。”沈来直言。不过,虽然积极调整,但是之后再没有能够像VR这样引起全行业关注的风口了,包括区块链也难以“改命”。

无为而治,强人入局

为之于未有,治之于未乱。

这是《道德经》第64章里的文字,大概意思是:事情要在它还没有发生之前提前解决处理掉;治理国政,要在祸乱没有产生以前就早做准备,防患于未然,防微杜渐,未雨绸缪。

暴风止于倾覆之后 今日沸点

冯鑫深以为然。他曾办过一场道德经讲座,让每个部门高管带着《道德经》来听,高管秘书们一脸无奈地接过教材。讲座当天,忘记带教材的暴风魔镜CEO黄晓杰还被冯鑫一通臭骂。

在管理上,冯鑫信奉“无为而治”。每个暴风高管手下一个业务板块,管理一个个项目团队,一个负责人带领一个团队,给足够的权利,负责人承担结果,做不出成绩就走人。这样的管理制度非常考验管理层自身能力。

暴风高管最头痛的事情,莫过于冯鑫一对一的“VP(副总裁)过堂”。

每当要出年报或者半年报前,冯鑫会将一众VP叫到茶馆,一对一询问这一年做了什么。一个高管进去谈,门外坐着两个等,出去一个人,进来一个人补位。“VP过堂”往往能进行整整一天,没有完成任务的高管,只能战战兢兢等着挨骂。

“负责人制是双刃剑,它给予管理者足够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,但是只有出结果的时候大家才知道项目好与坏,中间过程没有人管,由于负责人不同,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也很困难。”魏城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,如果负责人本身目的不纯的话,会浪费很多资金,而这个现象在暴风并不罕见。

此前在暴风市场部任职的余周,负责魔镜、TV和影音三家的产品发布,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暴风魔镜CEO黄晓杰的“佛系管理”。

“他人很好,沟通从来不用命令的语气,而且发布会演讲也不用带稿子。”余周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,黄晓杰技术出身,并不擅长管理,曾自嘲坐上CEO位置完全是运气。余周曾见过在暴风魔镜会议上,不同部门负责人因利益纠纷,当着黄晓杰的面争吵起来,黄晓杰也无动于衷。

更让余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一次展会上。当时,暴风魔镜展示了最新研发的AI机器人,号称可以现场与人沟通交流。黄晓杰前来视察时,当场问研发部门的负责人,这个机器人能做什么?这名负责人竟一时语塞,回答不上来。

没有996,也不用打卡,在大多数员工眼里,暴风是一家能够很好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公司。

也许是意识到了资金和管理上不足,2017年8月,冯鑫找来了一位专业CFO姜浩。

姜浩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,是财会金融专业硕士,此前在多家大型跨国公司任职。冯鑫给予姜浩很大的职权,姜浩牵头成立了暴风集团运营管理办公室,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,支撑财务、人力、运营三大职能。

“姜浩是能扛事的人,整个集团都很敬畏他,他带来的法务也非常厉害。”沈来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,姜浩来暴风之后,自己招了一个强势的法务,年薪几乎是他本人的一半。

过去暴风的财务负责人脾气好,各业务的老大想花钱谁也拦不住,冯鑫就授权姜浩去开源节流。

“姜浩一来,就给所有部门设置了成本红线。商务部门要在期限内把所有欠款要回来,否则广告回扣打不了,报销也有限。”沈来回忆,姜浩每天8点就到公司,超过一定数额的钱都要他过目签字。

姜浩的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给了其他部门高管很大压力,很多涨薪、报销等福利都被卡住了。暴风集团副总经理吕宁是一名待了十多年的暴风“老人”,脾气火爆,差点跟姜浩干架,当然最后还是按照姜浩定的规矩来。

“其实很多部门负责人都知道,那时候暴风已到生死攸关的地步了,对于姜浩的雷厉风行都比较忍让。”沈来评价,姜浩和新法务两个人,确实让暴风再撑了一年。

不过,经年累月的问题,已经让暴风积重难返。

到了2018年,定增失败、“All in TV”水花不大、中信资本撤资暴风魔镜,波折不断。2018年下半年,暴风开始大幅裁员,从暴风魔镜到暴风体育,有的业务条线只保留了10%的人员。暴风在北京海淀区学院路51号的首享科技大厦租用的办公用地一减再减,从鼎盛时的3层变为1层。

高管离职潮也随之而来,董事赵军(赵静坤)、副总经理吕宁、李永强相继离职。2018年11月5日,入职仅一年的CFO姜浩也黯然离去。

最后一根稻草

这个社会是荒诞的,规则也是荒诞的。热衷存在主义的冯鑫这样认为。

2018年,MP&Silva因经营不善宣告破产,2016年埋下的那颗雷被引爆。

原本,暴风与出资6000万元的光大资本成立了52亿元的产业并购基金——浸鑫基金,同时也承诺会并购浸鑫基金投资项目。但是,暴风集团2018年年报显示,公司营收仅11.27亿元,同比下降41.15%,归母净利润亏损高达10.90亿元,同比大跌了2077.65%。不仅如此,冯鑫还在多笔并购基金中承担连带回购责任,但他名下的上市公司股票早已经被质押或冻结,并不具备担保能力。

“暴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,我不怪团队,也不怪A股环境,也不怪我的任何一个债务人,也不怪任何一个帮我做业务的人,真实的是99.999%还是要怪自己。”2018年底,冯鑫反思暴风的困境,将过错全部揽到自己身上。

也许是有预感,冯鑫夫妇在那段时间办了一场家宴,跟很多老员工小聚。席间,觥筹交错,回忆起创业之初的经历,冯鑫感叹一路走来不易,“不管将来发生什么,历经百战的暴风也能扛住”。

但,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落下。

2019年5月,光大资本子公司光大浸辉将暴风告上法庭,索赔逾7.5亿元。理由是,被告人暴风及其实际控制人冯鑫因不履行回购义务,导致原告损失本息共计约7.5亿元。

2019年7月25日,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暴风集团财产进行调查,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,随后将暴风集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3天后,冯鑫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。

2019年9月2日,上海静安区检察院以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、职务侵占罪对冯鑫批准逮捕。15天后,深交所发布对冯鑫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。

一名知情人士向《中国企业家》透露,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不止冯鑫一人。暴风的确缺钱,但冯鑫不是一个圆滑的人,虽然有点飘,但不至于做莫名其妙的投机行为。

暴风进一步下坠

失去创始人的暴风,业务处于完全失控状态。2019年10月30日,暴风集团三季报显示,公司净利润亏损已达6.5亿元,同比下滑184.50%。预计到2019年底,暴风集团净资产都将为负,公司业务将无法正常运转。

冯鑫曾经读史,看到中国历史上能真正功成身退的人非常少,只有春秋战国的范蠡和汉代的张良。中国改革开放30年,经商30年没倒的人只有鲁冠球。一个老革命曾告诉冯鑫,鲁冠球不倒的原因在于他知道自己是谁,只要你往上一跳,一高,你一定会倒。

久读《道德经》的冯鑫也认为,成功只是顺应天道,人恰好在那个时机,出现在那个位置而已,“你真的顺应天道的时候,你也一定知道那个顺的时间点在哪里。”不知道2019年9月2日被批准逮捕时,冯鑫是否预感到了这个时间点。

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,

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,

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,

用美丽的雪花写下:相信未来。

……

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,

那些迷途的惆怅、失败的苦痛,

是寄予感动的热泪、深切的同情,

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、辛辣的嘲讽。

朋友,坚定地相信未来吧,

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,

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,

相信未来、热爱生命。

在2017年的一次活动上,冯鑫曾动情地朗诵朦胧诗诗人郭路生的这首《相信未来》。冯鑫当时分享,正是这首诗,陪他度过了创业生涯中最艰难、最迷茫的时刻。

此时此刻,身陷囹圄的冯鑫,是否还会翻开诗集,再读这首诗?

如今,暴风已经搬离首享科技大厦,搬向了石景山。当初搬入首享大厦时,冯鑫特意请教了风水先生,先生说这里可保暴风10年大运。

10年后,暴风落幕。

(文中沈来、魏城、郭萃、余周均为化名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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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宿的员工大多是外地人,节前,Davy一一和大家谈话,保证按照国家规定支付三倍工资,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排班表,请求大家留下来。清扫的阿姨们是外包的,按工作量计费,但为了不出现用工荒,他也承诺支付给她们两倍工资。

掌宿的四位创始人

Davy的合伙人二笼事后回忆,他早在一月中旬就看到过关于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。民宿是个靠天吃饭的行业,二笼也隐隐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和武汉距离相对更近的南京,但和同行交流后,他发现大家都比较轻松,相信疫情很快会得到控制,这个春节不会有什么不同。

对掌宿来说,变化同样来得猝不及防,运营后台用清晰的数据,记录了巨变发生的全过程:

1月21日,收到50个取消订单的请求,运营部门发出异常警报。

1月22日,南京地区退订率超过40%,北京超过35%。

1月24日大年三十,将近80%的订单被取消。

1月26日,2月份几乎所有订单被取消。

1月27日,2月之后能被退订的订单全部取消……

一年里,民宿入住率的波动随季节、假期呈现周期性规律,失去了开年最大的旺季,几乎可以断定,整个2020年都不太可能有盈利,活下去就是胜利。

二笼在一篇自述文章中写道:“我从来没有想过,城市民宿行业的毁灭或者末日是什么样。很幸运,或者,很不幸。这个行业垮塌的一幕,我亲眼目睹了。”

掌宿的后台订单取消记录

还能撑多久?

比起关店,那些远离疫情中心的同行,日子也并没有更好过一点。随着大陆游客纷纷取消出游计划,波及范围变得越来越广。中国台湾垦丁的一家民宿,入住率只剩一成。纸质预订登记本上,全是被白色涂改液覆盖掉的订房记录,却没有新的笔迹填入。

Ostay民宿

海外民宿品牌Ostay在日本运营着700多间房源,中国游客占客源的四成,但进入二月以后,日本国内和整个东南亚游客的出行意愿都在降低,受此影响,他们的订单掉了一半。Ostay在泰国的200多间民宿,情况也类似,目前入住率下降了三成。

余丰里的客房内景

作为景区内的高端民宿,余丰里的客房单价在800到1600元一晚之间浮动,每关闭一天,就要损失4万左右的营业额,以此粗算,一个月损失上百万。

寒冬、腰斩这样的词已经不足以形容民宿行业的现状,“我们直接是被归零了”,金勰说。

还能撑多久?妥善处理好订单退款之后,这是每个民宿运营者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。

抗风险能力最低的,是2019年开业的新店。对他们来说,签约时的房租价格在高位,而大量资金用在前期投入上,还没有开始回流,一切储备都在低位,几乎承受不起任何波折。阳朔的一家民宿主在网上求助,据他描述,往年春节当地一房难求,他去年投资300多万开了一家店,其中有200多万是贷款和借款,现在仅仅是还贷压力已经让他不堪重负。

淇淇的“南国的孩子”民宿夜景

淇淇2018年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租了一栋房子做民宿,是民宿业主中的个体户。封岛后,公共交通一度中断,她被取消了五次机票、一张高铁票,才终于得以离岛,回到成都的家里。这段时间,她甚至想过要不要重新去找个工作,用工资补贴自己的小店。

西湖边的民宿经营者告诉一条,他们的租金和杭州最高端的CBD写字楼相当,再加上竞争激烈,原本利润就很薄,2019年将将打平,半个月没有进账就已经难以为继,现在已经有些店主考虑要关店了。但更无奈的是,行业正值最低谷,前景又不明朗,连转让都没有人愿意接手,只能自己咬牙继续承担亏损。

Davy给我们算了更详细的一笔账:

他们在北京的房源,月租金平均在每套8000元左右,南京每套4000到5000元,单是租金成本,一个月就要120万到150万左右。而且年后是续租的高峰期,很多房子需要在最近付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租金。

掌宿

除此之外,网费、办公室租赁、库房租赁、线上系统维护等等都是固定成本,几乎不会因为入住率降低而减少,每隔几天,都有新的账单被递到他手里。再算上额外高价采买的消毒用品,零零总总加起来,他们一个月至少需要200万的运营资金才能周转下去,这意味着如果掌宿什么也不做,公司支撑一个月都很困难。

比起资金上的损失,更让Davy担心的是,经此一役,从业者和消费者都会对行业失去信心,这才是比疫情更长久的打击。

年前,冲着翻倍工资,掌宿的外包团队中有8个清扫阿姨选择留在北京,但现在,她们没活干,没有收入,吃住都成问题。另一边,大多数农村都封闭了,连家也回不去,“都哭过好多次了。”Davy给她们安排了临时宿舍,又尽量找些活给她们干,比如趁着空置的时候,对重点房源做平时来不及做的深度整修和清洁,供她们维持基本生活。

Ostay的CEO郭洁琳也遇到了安抚员工的问题。疫情新闻最集中的那段时间,她在日本的一家店正好接待着来自武汉的客人,这引起了清扫人员的恐慌。直到客人用出行记录解释自己在封城前就离开了武汉,并且已经超过14天没有任何症状,才得以平息。

Ostay民宿

自救

疫情发生后,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面向995家中小企业发放了问卷,其中涵盖了旅游、酒店、民宿行业,结果显示,34%的企业只能维持一个月,85%的企业最多维持三个月。

和大多数中小企业相比,民宿面临的前景则更加艰险。这一周,各个城市都明确规定了员工复工的时间点,大多在2月10日左右就可以恢复生产经营,但民宿一来不是社会刚需,二来会造成流动人口聚集,很多地区的政府通知文件上都写着:“即日起关停”、“开业时间另行通知。”

武汉“医生驿站”发起人接受央视专访

对于身处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从业者来说,参与疫情救援就是自救的第一步。1月25日左右,武汉住宿业的小型从业者成立了行业联盟,统一调度,免费接待通勤受限的医务人员入住。

业主李丹没能在封城前回到武汉,但贡献出了自家民宿的门锁密码,住进她的店的是附近医院的护士,自带床单被套和消毒用品,在微信里一再和她表达感谢,表示会好好爱惜房子,离开时收拾得像没人住过一样。

然而由于不具备客房消毒能力,随着疫情的发展,这样的模式变得难以为继。1月30日,为了避免住客之间交叉感染,武汉的民宿联盟被解散。

一诺民宿和滞留长沙客人沟通入住

和湖北相邻的长沙,有不少武汉旅客滞留。一诺民宿主动在网络上发消息,拿出50间客房免费接待滞留的武汉人和医护人员,因为没法消毒,所以一间客房只能入住一次,住完封闭不再启用,等待疫情过后再统一做杀毒处理,贡献了自己停业前最后的能量。

厦门远离疫区,当地政府并没有强制民宿业主停业,只是规定不能接待外地游客,但对这个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商家来说,这依然意味着失去全部的客人。一家民宿原本正月十五之前都被订满,年前又全部被退掉,再加上每个月8万的房租、8个员工的工资,里外里损失了几十万。

老板王先生此前接待过来自湖北的旅游团,主动配合当地工作,去酒店隔离了14天。无恙返家后,他决定暂时关店止损,在朋友圈打折出售鹅绒被、欧舒丹洗护套装等物料。作为当地人,他说今年春节是他见过的厦门最冷清的样子。

谷町君员工开会商量疫情淡季对策

日本的谷町君民宿在疫情爆发后,把京都的店以极低的价格开放给滞留当地的中国旅客,一开始,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同胞,但进入二月后,店里的退订量达到50%,降价变成了自救的方式。平时卖600到900元的民宿降到200元一间,两层的独栋由1200-3000元降为600元一天,最大折扣幅度达到二折,用CEO刘洋的话来说,“连清扫费都不够”,但他想着赚不到钱,积累一些好评也是好的。

疫情之下,第一个彻底归零的行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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