贫富差距扩大:全球最富26人的资产,是38亿穷人的财富总和

晓雅 / 智库 / 3个月前 / 6401 ℃ 导读

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这十来年,世界各种摩擦不断,冲突战乱频仍:阿拉伯世界颜色革命此起彼伏,难民流离失所;民粹主义抬头,欧美多个国家的民粹在野党声势日益熏灼;贸易争端爆发,黑天鹅事件频发,资产价格时有剧烈波动……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,其实是贫富差距问题。人类社会距离上一次全球范围的战争,已逾70年,如此长时间的和平时期,在历史长河中是比较少的。在超长的“稳定...

贫富差距扩大:全球最富26人的资产,是38亿穷人的财富总和 智库

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这十来年,世界各种摩擦不断,冲突战乱频仍:阿拉伯世界颜色革命此起彼伏,难民流离失所;民粹主义抬头,欧美多个国家的民粹在野党声势日益熏灼;贸易争端爆发,黑天鹅事件频发,资产价格时有剧烈波动……

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,其实是贫富差距问题。人类社会距离上一次全球范围的战争,已逾70年,如此长时间的和平时期,在历史长河中是比较少的。在超长的“稳定期”里,财富积累和分化过程几经曲折,越来越严重。

全球财富分配分化

根据乐施会(Oxfam)的一份研究报告数据,2018年世界上的富人的财富每天增加25亿美元,而最富有的26人所掌握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38亿人(相当于全球人口的50%)的财富总和。

财富天平的两边,一边是26个人,另一边是38亿人,这样鲜明的反差,刻画了一张全球财富分配极端不均衡的图景。

经过进一步的数据观察,我们发现,一百年以来,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财富分配趋势不容乐观。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、日韩等东亚国家、巴西等拉美国家、中国和印度等各类发展类型和阶段的国家,几乎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了财富分配的持续分化,这些国家最富的1%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比重持续上升。

根据皮凯蒂(《21世纪资本论》作者)等人推动的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项目所调查的数据,各国最富有的1%人口,持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都在20%以上,俄罗斯超过了40%,美国高达39%,印度达到31%,中国为30%;前10%的居民持有的财富占比都在50%以上,最低的是法国,达到55%,俄罗斯、美国都在70%以上,韩国、印度也都在60%以上,中国为67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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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富分配不均衡的原因

财富分配不均衡,源自于不同社会阶层、行业领域以及身份族群之间的利益分配,更源自于生产过程中劳动、资本、技术和企业家等不同投入要素的贡献。但简单来说,财富分配不均的成因可以分为收入和非收入两个层面。

1、收入不均衡

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均,毕竟收入是财富的最主要来源。从下图可以看到,与财富分配的趋势一致,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。各国收入最高的1%人口的收入合计占该国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提升。具体来说,各国收入最高的1%人口,其收入合计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在10%以上,巴西、印度和美国均超过了20%,美国高达39%,英国和韩国达到12%,中国为14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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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下面的全球收入分配地图来看,除了少数北欧和高福利国家以外,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的少数人的收入,合计占该国全部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很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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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收入不均衡的原因又是什么?

首先,从动态视角来看,市场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均衡。因为,市场经济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是各类投入要素得到合理的激励:教育投资得到应有的薪资增长;企业经营获得利润进而资本得到收益;技术创新获得市场回报;规模经济性导致产出比投入增加的更快更多。而这些因素本身意味着:不同人群的教育程度、能力天赋不同,导致工资收入不同;资本和企业主获得成本以外的利润;规模经济也要求各类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。不过,我们也不能将收入不均衡视为市场化的结果,因为市场化程度低的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未必就小,很多时候会更大。

其次,从国别的横向比较来看,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,其收入不均衡的程度可能是更低的。下图中,基尼系数(反映收入不均衡的程度,0代表绝对均衡,1代表绝对不均衡)与一国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呈现了不太明显的负向关系。这背后的原因是,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,有了更多的资源用于支付福利、缩小各类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。而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中低收入国家,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在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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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两点提到的市场化竞争和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均衡其实并不坏,因为这是投入和产出的互相匹配决定的,换句话说,“不均衡”不代表“不公平”,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能起到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作用。但在欧美很多国家,由于历史、政治或者文化等原因,国民的身份不同,很可能导致他们的收入受到限制,而且这些限制很难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工作消除。比如,在美国,黑人群体的收入显著低于白人群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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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,在很多政府干预较多、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,存在大量行政垄断和大型财团垄断,这些垄断给有些行业带来了超额利润,自然也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均衡。

2、非工资收入因素

首先,财富分配的本质决定了财富从分散走向集中的倾向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贫富差距扩大往往都是不可避免的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表明,即使所有人的初始禀赋、资源和机会是完全相同的,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化,最终财富的分布结果也极其分化。即便不同人群的工资收入水平可能相差并不大,市场集中导致的资源向少数人集中,也会导致少数人的财富积累明显快于普通的劳动者。

其次,财富分配具有代际的粘性。这里不得不提到所谓的“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”,该曲线由加拿大经济学家Miles Corak提出。它说明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现象:高度不均衡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,即社会财富越不均衡,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,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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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图中,横轴为基尼系数(收入不均衡程度),纵轴为“代际收入弹性”,用以衡量父代的收入影响下一代收入的程度。从图中可以看出,父代的影响与收入不平等高度相关,形成了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。这条曲线被广泛地用来讨论“美国梦”是否已经幻灭,这与那部著名小说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主旨非常吻合,因此将其命名为“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”。

现实社会中,拥有比较好的家庭背景、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更好的身份地位的人,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垄断部门的利益,而上述这些因素大多来自于父辈。

财富差距过大的危害

财富或者收入差距过大是对国民总体福利的侵蚀,从务实的角度看,严重的收入不均衡还会影响经济增长。

为什么收入差距会影响经济增长?

古话说:“不患寡,而患不均”。这句话暗含的前提是,收入不均与经济的增长之间没有关系。殊不知,“寡”和“不均”互相联系,尤其是“不均”会导致“寡”。在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,与经济持续增长相伴随的是财富分配的相对均衡,而在南美国家,收入差距巨大却与经济增长停滞并存。

为探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衡之间的关系,经济学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,得出的普遍共识是:收入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负面作用是较为明显的。具体而言,其影响机制有以下四个渠道:

第一,由于存在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,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使得更多的穷人面临信贷约束,降低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。

第二,在民主社会中,更大的收入差距会使得更多的人支持增加税收来促进再分配,而更高的税收则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的激励作用。

第三,收入差距的升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,恶化社会投资环境,并且使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产权,从而降低具有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。

第四,由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更高而人力资本投资更少,当收入差距扩大时,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比例,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增长。

因此,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是社会正义所不允许的,也会影响实际的经济增长。当收入差距过大时,人们不再以创造财富作为自我实现,而是以掌握有分配别人财富的权力为荣,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恶性循环,即分配别人财富的欲望驱使青年精英涌向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,从而行政垄断和政府监管倾向于更多的市场干预,经济效率进一步下滑,直至经济增长停滞。

中国的情况

上述造成全球财富分配分化的因素,或多或少存在于中国,但中国的收入不均衡,还有一个重要成因来自于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。

首先,地区之间来看,中国最发达省份的人均GDP是收入最低省份的四倍。对比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人均GDP的分布,可以发现中国不同省份明显更加分化,而美国各州则较为接近(参见下图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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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城乡之间,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始终保持在农村居民收入三倍的水平。这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有着紧密联系。因为在中国比较贫穷的地区,他们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是比较高的,他们的收入拉低了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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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而言,这类收入差距的出现,更多是源自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资源错配和发展模式的偏差。

如何破解财富分配不均衡问题?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对于财富分配不均这一长期存在的全球普遍性问题,想要一招制敌,可谓异想天开。不过,我们可以尝试着针对性地分而治之。

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,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衡分为两类:一类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增长带来的,这类不均衡如果是适度的,便可被视为“良性”的不均衡,不必过分担忧;另一类则是所谓的“不合理”导致的。

首先,对于“不合理”,政府的作用要体现。通过税收调节、减少政府干预和行政垄断、引入竞争等措施,可以缓解贫富差距。而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通过更加深入的改革,让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获得更多的关注,从而获得对应的经济利益。不过,这意味着以高收入者和富人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的损失,改革也会进入“深水区”。对此,有一个方法可以一定程度上推进这些改革,这方法便是对外开放。中国40年改革的重要经验之一便是开放倒逼改革,有序的开放可倒逼国内落后的政策和制度更快地被改变。

其次,对于中国等国家由于资源错配而导致的收入不均衡,可运用市场力量,让劳动力等投入要素自由流动,进而纠正各要素的激励机制。也就是说,如果要帮助欠发达地区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,主要的工作应该聚焦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。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,农民自然会更多的到城市就业来获得更高收入,这要求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继续推进。因此来看,不论哪个国家,要解决财富分配不均问题,需要系统性的配套解决措施,更需要国家关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决心和大政方针。

本文来自:苏宁财富资讯,作者:陶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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