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苏州,为什么七十岁了还要打两份工?

晓雅 / 大健康 / 5个月前 / 2539 ℃ 导读

之前介绍了老年人进城帮子代带孩子、做工挣钱的故事,其共同目的是为减轻孩子城市化的压力。事实上,除了“漂”在城市的老人之外,还有一类在地城镇化模式下的老人,这些老人们生活在城市,过着城市生活,然而其生活可能也没有那么轻松。本期社长将向大家介绍,苏州的老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?他们辛勤劳动背后又有怎样的价值追求和家庭关怀?打工的老人们笔者在苏州调研发现,这里的老人十...

之前介绍了老年人进城帮子代带孩子、做工挣钱的故事,其共同目的是为减轻孩子城市化的压力。事实上,除了“漂”在城市的老人之外,还有一类在地城镇化模式下的老人,这些老人们生活在城市,过着城市生活,然而其生活可能也没有那么轻松。本期社长将向大家介绍,苏州的老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?他们辛勤劳动背后又有怎样的价值追求和家庭关怀?


打工的老人们


笔者在苏州调研发现,这里的老人十分的勤奋。60岁的老人打两三份工,70岁的老人打一两份工, 80岁的老人还在做手工,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。一位62岁的奶奶,她白天是社区的环卫员,这份工作干两天休一天,休息的一天她还去做居家养老的护理员,在更零碎的休息时间里,她还会去小区里的手工处做“缝纫儿童毛裤接口”的针线话。一位七十岁的大爷白天在社区的调节部门工作,晚上还去工厂做夜间保安。一位八十岁满头白发的奶奶也还在剪线头,这是最低端的工作,一天的收入不到20元。


如果说人们的劳动意愿与经济收入成反比,可这里的老人都是名下几套房产的超百万富翁,为什么他们还会如此的“想不开”,这么“剥削”自己呢?


在一次入户访谈时,我和72岁的唐大爷聊了四个小时,对他的一生进行了回顾。以唐大爷为案例,我体会到了为什么这里的老人劳动意愿如此强烈了。


唐大爷说,别人对他的评价是“要钱不要命,哪份工作给的钱多,不管多累多脏他都愿意干”,他自己对这份评价也是接受的。


唐大爷14岁父亲便去世了,他就进入市场干活了,算到如今72岁,劳动了快60年。14岁的时候,他骑脚蹬三轮车,后来力气大些了又拉了板车4年,工厂越来越多以后,就进工厂做多年工人。在60岁之后,工厂不接受他了,他又去做建筑小工直到71岁。做建筑小工的收入200元/天,但去年开始儿媳认为他年纪过大很危险,发了好几次脾气,他才不去做小工了。


在苏州,为什么七十岁了还要打两份工? 大健康


可唐大爷并没有闲下来,从去年开始,又在邻村做绿化工人,负责户外浇水、剪草。每天工作八小时,越是天热越需要工作,一个星期只能休息一天,月工资2800元。这批绿化环卫工人共有10人,年龄在69-75岁之间。所以,在唐大爷看来,他还算个年轻人呢!


其实在他64岁的时候就想过要退休,但是肩上的担子太重了,他又不得不继续从事体力劳动。到现在他也有退休的想法,但是真正的退休会是哪天呢?


在我们访谈过半的时候,唐大爷的老伴回来了,她69岁,也是绿化工人。她比唐大爷更辛苦,她上班的地点离家远,只能每天自己带盒饭上班,中午也没法午休。回到家后老人也没有停下来,又开始忙着收拾,在院里子洗自己沾满泥土的雨鞋和工作服,老人话不多,问她什么只是笑笑。收拾干净后,老人又出门买菜准备晚饭了。她们根本就没有跳广场舞的时间,也没有遛弯的闲暇,忙完这一切家务,看个电视就到了睡觉时间,第二天四五点又起床开始工作。


当问到她们长时间弯腰干活时,身体会酸痛吗?需要吃药看医生吗?老人说膏药很少买,舍不得买,睡一觉就好了。


很难想象,她们住在500万的房子里(独栋别墅,面积250平米,单价2万),却心甘情愿的从事着城市中最脏、累、低等的工作。她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代和他们的职业完全不一样,年轻人因为家庭条件的丰裕,不再愿意干脏乱差的活,只愿从事“伪白领”的工作,其工作的要求只是“赚一点,是一点”。 


为自己打工?


老年人能打两三份工,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,一是客观上老年人的工作机会,二是主观上老人的工作意愿。


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老人都是十分勤劳的,中西部地区的老人经常赶集卖小菜是为典型。但是中西部地区,连年轻人的就业机会都是不充分的,更别谈老年人了。所以大多数的老年人只能在村种点口粮田,顾个生活。


苏州是个工业化的大城市,随着人口的聚集,服务行业也发展得很快。产生了大量的正规就业机会和非正规就业机会,整个就业市场既有分类又有梯度。我将正规就业简单的理解为五险一金的有保障工作,比如工厂车间、社区工作人员;非正规就业为没有五险一金的无保障工作,比如临时工、日结工。


在苏州,为什么七十岁了还要打两份工? 大健康


由于大部分人的学历和工作能力是差不多的,所以就业梯度主要依据劳动力来衡量,即人的年龄。一般男性在60岁以前,女性在55岁以前,都能找到正规就业的岗位,而在此之后只能找到非正规就业的岗位,非正规就业岗位随着年龄的增大,在“脏、累”的程度上不断增加,直到最后只能做简单的手工活,谋点口粮。


老人主观上的劳动意愿可以从如下的方面分析:


首先,村改居之后,老年人需要支付高成本的生活开支。在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,他们虽然没有收入,但是一点口粮田也足够他们的生活开支。粮食、蔬菜可以在土地里自足,减少了饮食开支;不用出门,很少乘坐交通工具,减少了交通开支;建房、办酒席、装修事项由村里人互助即可满足,人工费用不计算在生活开支内。等等类似事项算下来,农村的老人开支几乎为零,是一群没有消费担子的人。


但是苏州的老人,她们没有土地,所吃的、用的都需要上市场购买。苏州作为大城市,物价并不低,两口子随便买点就是30元的菜钱,一天的生活成本怎么也要50元。还有煤电气费,人情费用。此外,更大的一笔开支就是人工费用的开支,人工的费用越来越贵,正如唐大爷所说,他家去年简单装修就花了5万,其中人工钱占到了一大半。


在城市社会中,大家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劳动力市场中,时间以金钱来衡量,传统的劳动力互换变成了现金与人力的交换。每个人都必须用劳动力在市场中换钱,再用钱去市场上购买劳动力。在城市中生活,凡事都要花钱,出门就需要钱。但是老年人不愿意伸手找子女要钱,只能通过自己多多劳动的方式去赚取现金以维持城市生活。


其次,在谈癌色变和高额医疗的情况下,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。医疗费用是养老上的重要开支之一,在当下的社会,我们发现老年人是高度自养的,他们开源节流、日子精打细算,就是为了不给子女添加养老负担。只有到了失能失智的最后地步时,老人才不得不依靠子女。每个人又都有不得不依靠子女的一天,所以当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(子女买房、成家、孙辈教育)之后,又开始为自己的养老谋划。


苏州的老人在中年时就很有医疗保险意识,基本上每个人都出了3万元,将自己的农村合作医疗升级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,这样报销疾病的范围更广、在层级更高的医院住院时报销比例更高。三万元是笔不小的开支,是一个人一年的劳动收入,是两年的积蓄,但他们都十分乐意交这份保险。


当今的就医费用,动个手术几万元到几十万不等,如果子女富裕拿出这些钱绰绰有余还好,但是大部分人的子女也只是普通工薪阶层,又有自己的家庭责任,根本拿不出这些钱。即使拿出了这笔钱,因为老人给子女带来经济压力,两代人的关系紧张,后续的照料也成问题。90%人的子女都是在城市中正规就业,正规就业意味着时间投入在市场中的整体化、规则化。


虽然两代人的物理空间相隔不远,但是照料的时间成本太高,现实的工作条件不允许。那么养老只能转接给市场和国家,本地的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已十分的发达。但社区养老不可能全覆盖到所有老人,只能是部分极其严重的老人;机构养老又对个人的经济能力提出了要求,而且还是一种离家式、机械式养老,养老的质量并不高。正是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老人,他们不得不辛勤的劳动,提前谋划自己的养老。


为下一代打工?


苏州本地人的城市化分为两种,行政主导和家庭主导。行政主导的城市化即通过拆迁安置完成的城镇化,当地人拆迁之后的房屋面积在240-400㎡之间,且房屋的地理位置也仍然处于区中心。家庭主导的城市化即本地人在获得了安置房之后,积蓄购买商品房。经济富裕的家庭直接拿出积蓄付首付,经济不富裕的家庭则通过变卖一套安置房,以撬动商品房。


想要购买商品房的动力,是城市化的压力。本地人对商品房的渴望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:


一是苏州实行的是片区对口就学制度,所居住的社区决定了子女在哪里就读,城市商品房,特别是开发区一带的房子,可以享受苏州市最好的师资配置教育;


二是本地人对中产阶级的向往,城市社区有市场化的物业、管理规范、服务高质,城市社区的居住人群是都市白领,所生活的范围人群综合素质高,城市社区干净整洁等等;


三是在苏州市的规划方案中,城市社区与安置社区是无缝穿插的。一个居住在安置社区的人,当他出了小区的门,对面即是美丽整洁的商品房小区,这份冲击感十分强烈,而且是时时刻刻的冲击,这也不难理解商品房小区对其的吸引力。


购置商品房既是教育投资的第一步,也是迈向城市中产的基本门槛。可是在人均4000元月工资的本地人中,商品房的最低价格在3万/㎡,当个人力量不足以购房时,就会出现家庭合力购房的情况,这是中国家庭伦理的现实流露。


唐大爷的儿子是一名私家司机,月工资4000多一点,儿媳是工厂普工,加班后的月工资也才4000,但是他的孙子今年27岁了,明年开春就要结婚。其儿子在三年前提前考虑到儿子的成家需要,购置了2万/㎡的商品房,房子的首付七十万,唐大爷将积攒的32万一次性全部给了儿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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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老人打工的行为背后流传着,“老的爱小的、小的不爱老的”的舆论氛围,也体现了老人在家庭中的价值伦理与个体的劳动价值实践。


 “恩往下流“是中国人的传统家庭伦理,长辈为了子女的发展,总是一个积极付出的角色,愿意花掉所有的力量托举下一代。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大力支持,在情感上,老人对子女也是发乎生命本体的关心,老人的生命价值意义都是嵌入在子女中。


这一份本来是自发的资助行为,却可能成为熟人社会里的攀比行为,老人和子女都会以谁拿出的钱多而自豪,那些钱拿得少的父母会自卑。唐大爷的孙子明年就要结婚了,他说他和老伴要准备10万的礼金。当我们觉得他给的太多了的时候,他只是笑着说“不多不多,大家最起码都要给8万,给的少了儿媳妇不高兴的,这几年干活全为了孙子结婚”。


在老人的价值观中,拿出礼金的多少成了竞争的标的,这考验的是自己的经济能力,是关系家庭面子的事情。可见,社会舆论将老人的自愿付出变成了刚性的要求。


劳动的价值


劳动改善生活,勤劳改变人生的实践动力。唐大爷对当下的生活不知劳苦,反而觉得幸福。他说自己以前住的都是茅草房,现在住的是个小别墅,儿子儿媳对我也还不错,既没让我住车库,也常常来看我,对比过去的生活现在真的是好过多了。


因为父亲去世早,唐大爷家里的经济条件曾经是村里最差的,当年结婚还是在一个很破的草房里,干的也是拉板车这种别人都不肯干的重活。过了几年他盖了两间瓦房,再过几年又加盖两间瓦房,1986年准备儿子结婚的时候又盖了三间两层的楼房,2003年拆迁住进了小别墅。唐大爷住的房屋不断的升级,家庭的居住环境不断改善。我简单的算了一下唐大爷的大事支出:1986年,建楼房花了1万二;2005年,购买城镇职工保险3万;2016年,购置商品房资助了32万;2017年,女儿房子装修资助了2万;2018年,自家安置房装修花了5万;2020年,孙子结婚礼金10万。


唐大爷仅仅在大事上的开支就达到了53万(还没有折算不同时代的物价水平),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干苦力的人来说,需要什么样辛劳程度的劳动呢?唐大爷虽然住着几百万的房子,但是房子并没有变现,房子所发挥的只是居住功能。老人的经济支出又有很明显的阶段性,其手上并没有多少可支配现金。


但是唐大爷说自己的生活比过去好几十倍,他干的很值得。当一个人的劳动得到了现实的回报时,劳动的价值也得到了彰显,人们的劳动劲头当然越来越足,这份劳动惯习会越来越持久。


“肯做的家庭条件好一点,都是靠干出来,才有现在的条件改善。”这是一句多么朴实的写照。


本文来自: 行业研习(hangyeyanxi)作者:钟瑞(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博士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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